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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中的社會調查制度

瀏覽次數:3948 編輯:lawyer01 發布于:2012/7/5    

阮文良

摘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是專門針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構建的一種社會調查制度,旨在更好地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預防和處置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把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概念和應具有的特征,確立構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立論基礎,有利于從觀念層次提升對建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認識,從而更好地實踐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

關鍵詞: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社會調查;制度建構

 

今年3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在第五編特別程序的第一章專門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開啟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里程碑。該法第268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為此,有必要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中的社會調查制度進行探索,以有利于更好地實施該項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中的社會調查制度的概念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中的社會調查制度又稱人格調查制度,是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進入司法(訴訟)程序之后,由案件處理機關指派工作人員或者由其委托特定的社會調查主體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環境、身體條件、精神狀態、知識水平、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行為前后的表現等基本情況進行調查并形成報告,作為司法機關處理案件參考的一項制度。由于社會調查制度一般在法院開庭審理案件之前進行的,因此,社會調查制度,也稱判前調查制度、審前調查制度、庭前調查制度,這些稱呼,主要從審判程序角度提出的,盡管用詞有所不同,但實質內涵是一樣的。通過社會調查報告,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進行系統評估,從而成為訴訟中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司法措施以及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教育、感化、挽救”方針的重要依據。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中社會調查制度應該具有的特征

從最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關于構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目的、要求及現有的相關司法規范的探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應該具有如下特征: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是構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調查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的緩刑資格調查制度,它通過專門機構對犯罪未成年人的成長背景、一貫表現和產生違法犯罪行為原因等進行專門調查,并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評估,然后將調查與評估報告供司法機關處理案件時的參考。此制度在1950 年在海牙召開的第12 屆國際刑法及監獄會議上被積極倡導,在許多國家的刑事立法中得以確立。比如,1958年的法國《刑事訴訟法》第81條規定,確定了預審法官對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進行調查的權力;1970年英國《治安法院(少年兒童)規則》第10條規定,法院必須要考慮有關未成年人成長的環境和心理病理情況,以便對案件作出最符合未成年人利益的處理。[i]1982年瑞典《社會服務法》等有關法律的規定,對于少年刑事案件,社會福利委員會認為需要,可以將案件委托有關機關或學校進行調查。如果未成年人可能存在身心缺陷時,則由醫生或心理學家參與調查。調查報告出來后經過審查,社會福利委員會可根據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保護處分措施。[ii]日本1949年施行的《少年法》第89條規定,“家庭裁判所根據報告,如認為應該將少年交付審判時,必須對案件進行調查”,“進行前條規定的調查,應該力求對少年、保護人的人格、經歷、素質、環境等,運用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及其他專業知識,尤其是少年鑒別所的鑒定結果,將其調查清楚。”在我國香港地區,法律要求法官在判決時要充分考慮青少年犯罪人的個性、體能、精神狀態等情況。一般在開庭之前由社會福利署的工作人員先對違法未成年人的有關個人情況進行調查,調查內容涉及廣泛,包括犯罪成因、身心發育狀況、情感類型、興趣愛好、成長環境、學業情況等內容,完成的調查報告應向法庭提供。[iii] 臺灣地區《少年事件處理法》也規定,少年法院在受理案件后,應由少年調查官調查該少年與事件有關之行為及其人格發展狀況,提出的報告還需附有建議。[iv]1985年《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16條規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案件,在主管當局做出判決前的最后處理程序之前,應對少年生活背景和環境或犯罪的條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便主管當局對案件做出明智的判決。” 從而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作為未成年人犯罪判決前的必經程序確定下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是對被追訴的未成年人的人格進行調查,包括對其犯罪產生影響的性格、心理特征、家庭與社會環境等因素,從而為法庭審理案件、作出判決提供數據。我國已經加入《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理應成為我國未成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貫穿未成年人司法過程

“我們所稱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不僅僅是指通常意義上的法庭審前的社會調查,還包括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中的社會調查。”[v]20108月中央綜治委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領導小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團聯合頒行的《關于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體系的若干意見》,除了明確社會調查的責任機構外,也明確了社會調查在案件偵查階段開始,即“公安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應當收集有關犯罪嫌疑人辦案期間表現或者具有逮捕必要性的證據,并及時通知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部門開展社會調查;在收到社會調查機關作出的社會調查報告后,應當認真審查,綜合案情,作出是否提請批捕、移送起訴的決定。”然后檢察機關、人民法院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均應認真審查移送的社會調查報告,并將社會調查報告作為教育和辦案的參考;執行機關在執行刑罰時應當依據社會調查報告、未成年犯罪人在辦案期間的表現等材料,對未成年罪犯實施個別化教育矯治。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第268條再次肯定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根據需要可以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社會調查。通過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性格特點及其生活的社會環境的全面調查和必要時對其進行醫療檢查和心理、精神病學診斷,了解犯罪的成因和條件,從而選擇最恰當的處理方案,實施有效矯治,實現最大限度地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司法目的。

我國刑事訴訟中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沒有明確分離,審判階段缺少嚴格證據規則的限制,整個訴訟過程是公檢法流水作業的縱向構造,不同訴訟階段由不同司法機關主導。在這樣的司法體制和訴訟過程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活動可以存在于立案、偵查、審查起訴以及審判、執行的各個階段。而且,我們認為,立案之前的初查階段,社會調查獲得的數據有助于解決未成年人案件是否應當立案的問題;立案之后的社會調查獲得的數據可以對是否有必要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及其種類提供參考;審查起訴階段的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有助于決定是否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起訴訟或者不起訴、暫緩起訴;審判階段的社會調查獲得的數據,對未成年被告人是否處刑、處以何種刑罰提供重要依據;刑罰執行階段的社會調查獲得的數據,對如何針對性地矯治、教育、挽救未成年服刑人員,使之順利回歸社會,提供參考依據。總而言之,社會調查應該貫穿于我國整個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 

(三)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調查主體應該逐漸走向相對獨立的富有綜合功能的社會機構

涉及社會調查主體,前述已經提到,社會調查主體經歷了這么一個軌跡:由單一的人民法院責任主體到各地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社會調查探索中的不同主體、多元主體,再到現在規范走向相對獨立綜合的調查責任主體——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部門。社會調查主體主要涉及到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辯護人、人民法院、社會團體或組織,那么,應該或者支持誰來進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社會調查,我們有必要進行分析。

公安機關作為犯罪案件的偵查機關,需要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進行全面調查,這是其本身具有的任務,但這種調查側重在犯罪行為的案件事實。社會調查制度主要是一種人格調查,與公安機關犯罪案件偵查在存在性質上和內容上的不同。客觀上公安機關對案件的偵查和對犯罪事實的認定,往往側重那些法定情節,很少考慮行為人人格狀況,因此,很難做到全面,同時由于缺少人力和精力,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環境、行為表現、犯罪原因等考查很難深入。因此,公安機關很難履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會調查的職責。

2006年出臺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16條涉及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規定了“可以結合社會調查,通過學校、社區、家庭等有關組織和人員,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家庭環境、個性特點、社會活動等情況,為辦案提供參考。”的內容,肯定了檢察機關作為調查主體的地位。但是,檢察機關作為控訴機關,其主要精力放在有罪的指控和論辯上,通過社會調查查明其中能夠影響法官定罪量刑的情節,從而在法庭上提出量刑建議,這些似乎與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職責不相協調。

辯護人擔任社會調查主體,由于其處在辯方的立場上,進行社會調查,必定盡量收集對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實和情節,但卻會有意無意地忽略對該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對形成未成年被告人目前的人格狀態、心理特征的原因未必能夠調查詳細。因此,控方或者辯方成為社會調查主體,都可能會出現“先入為主”現象,容易使人對其“中立性”產生懷疑。

由人民法院法官擔當社會調查主體,能夠通過調查活動親自真實地感受和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格情況,可以直接影響量刑的過程和結果。但是,法院法官作為社會調查主體,違背法院法官獨立與居中裁判的要求,與法官的裁判職能不相符合,因為,法官行使裁判權應該是消極、被動的;還有,要求法官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人格調查,會使人懷疑法官產生“先入為主”的觀念,與“控辯式”訴訟模式不相協調;況且,在當前案多人少的情況下,法院法官很難有精力確保這種社會調查的進行。

受司法部門委托的社會團體或組織作為社會調查主體,主要是指各級團委、各種青少年保護組織、街道辦事處、法律援助機構及其面向社會聘任的社會調查員。也有一些法院臨時委托某個機構或者具有某種身份的人員進行未成年人社會調查,有的司法機構通過選擇形成一個相對固定聘任社會調查員的名冊,當需要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時,便在名冊中選出或者指定調查人員。這種受司法部門委托的社會調查主體與、臨時性的指派人員擔任調查員以及通過名冊選任調查人員,缺少制度性建構,難以實行有效監督,可能影響調查報告的公正性。“由控辯審三方之外的社會團體或組織擔任調查的主體,既不存在由于訴訟利益而導致的不公,從人格調查的根本意義上也是更為恰當的。因為人格調查的目的在于影響量刑,主要考慮是否要適用監禁刑之外的刑罰,通過刑罰的個別化,來實現特殊預防的目的。因此,在我國當務之急是先設立獨立的社會調查組織,專門從事被告人人格調查工作,并且要與社區矯正建立長效且適當的關系。”[vi]

20108月“六部門《若干意見》”確立了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部門為社會調查主體,符合調查主體獨立與相對中立的要求。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部門植根于社區,不屬于控辯審三方,可保證結果的公正性,其工作內容、工作職責保證了其比其他調查主體具有更強的社會調查資質,保證準確性;司法行政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主要負責刑罰執行,通過獲得的調查數據,有利于對未成年被告人被判刑之后開展有針對性的矯治,同時,也可保證調查的主動性、調查經費的落實以及責任承擔問題。另外,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部門根據需要,可以聯合相關部門開展社會調查,充分利用社會資源。

新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68條的規定,又回復到公、檢、法三機關可以根據需要各自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社會調查,沒有對“六部門《若干意見》”中的專門社會調查主體的肯定,但是,根據我們以上分析,為了確保程序中的公正性,公、檢、法三機關可以以委托的方式,委托專門社會調查主體進行,并通過司法解釋方式予以明確。

(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應當具有明確的調查內容、目標要求和規范形式

設立社會調查制度的目的在于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背景,分析其犯罪原因,評估其人身危險性。社會調查側重于人格調查,應該具有針對性,不能漫無目的的調查,也不能簡單的將信息進行疊加堆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21條規定了社會調查的主要內容,即主要指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六部門《若干意見》”也基本沿襲此內容,并增加“是否具備有效監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的內容。由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作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組成要素,因此,其調查的內容必須全面、具體、客觀、公正,這樣才能達到準確剖析其走上犯罪道路的各種影響因素,把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主、客觀原因,為最大限度地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犯罪人提供數據。因此,只有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活動的基本流程、時間效力、方式方法、監督手段、報告形式及基本格式、調查人員資格、法律責任等進行規范,才能使社會調查走向正規化、專業化、科學化。

(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形成的調查報告是訴訟活動的重要參考數據和矯治依據

由于社會調查的內容主要是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格狀況,而不直接反映案件本身的事實,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認為,它是對少年被告人量刑的參考材料,并不具有證據屬性。但是,按照201010月份最高人民法院等五個部門聯合頒布的《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十一條規定,調查報告應當在法庭上宣讀,并接受質證,這似乎表明社會調查報告應定性為證據。但在基本法律沒有明確社會調查報告性質之前,調查報告是訴訟活動的重要參考數據和執行矯治的依據,是不可置疑的,即在批捕階段,它是批捕必要性的依據;在起訴階段,它是決定是否起訴的必要性參考;在判決階段,司法機關不但根據與案件有關的事實,如犯罪的性質、情節、后果等,而且還要充分考慮未成年人的家庭情況、生活環境、平時表現、幫教條件等,決定對其適用合適的刑罰種類,從而有利于未成年犯的改過自新,所以,調查報告是量刑裁量的重要衡量因素(英美國家把它視為品格證據);在執行階段,調查報告是未成年人矯治的重要依據。進一步而言,根據社會調查收集的信息,有利于司法機關掌握未成年服刑人員的人身危險性、矯正的影響因素,從而更好地選擇挽救的突破口,幫助他們正確認識所犯罪行的性質和后果,引導他們認罪服法、積極改造,最大限度地挽救未成年服刑人員,更好地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

三、構建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立論基礎

未成年人案件與成年人案件相比有其特殊性,因此,世界多數國家都構建了不同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案件的司法程序。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就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一個特殊之處。“在非正式、個性化的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中,應當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社會調查,全面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況,根據調查的結果選擇最恰當的處理方法。”[vii]構建未成年人案件訴訟中的社會調查制度,不是隨性而為,而是有其較為深刻的基礎所在。

(一)構建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特殊主體基礎

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是建立在未成年人的特殊主體之上。其一,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發育尚不成熟。由于未成年人還處在生長成熟過程中,身心發育尚未完成,沒有形成良好的知識結構、穩定的思想情感,缺乏完全的辨別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難以對外界的客觀信息做出正確的選擇和評價,其行為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同時,容易受社會不良因素的誘惑,因此,容易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其二,未成年人具有極強的可塑性。由于未成年人身心還沒有成熟,他們處于社會化過程之中,因此具有極強的可塑性,即對未成年人進行正確的方向引導,他就可能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反之,就可能成為危害社會的人。極強的可塑性決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觀惡性相比成年人犯罪要小,同時只要對癥下藥,容易改過自新。司法機關只要針對性地采用處置方式,通過教育感化,容易使未成年人已經扭曲的人格通過再社會化的過程得到矯正,從而順利回歸社會。因此,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加強對未成年違法犯罪人的人格調查,尋找犯罪原因,充分利用已有的有利條件,實施針對性地矯治方案,確實是未成年人主體所決定的。

(二)建構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社會政策基礎

刑事政策學派之鼻祖李斯特有名的一句話“最好的社會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一直為理性的人們所奉行。對未成年人犯罪處理,我國采取“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此原則與政策既是社會政策,也應該是刑事政策,是我國處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應該遵循的基本指導思想。未成年犯罪人所產生的不良心理和人格,除了其主觀因素外,與國家、社會、家庭所提供的環境有很大關系,如家庭人際關系不睦、社會發展中的文化沖突、學校教育中的不公平等,成為阻礙、影響未成年人的正常社會化的不良因素。因此,國家、社會、家庭,在未成年犯罪人處置過程中都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有責任和義務幫助未成年犯罪人矯正其不良心理和人格。正因為如此,普通法系國家產生了“國家親權”理念,即國家有代表家長對不良未成年人進行治療、矯正的權利和義務,從而促使其重獲新生。“司法機關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不能機械地強調處理結果與犯罪輕重相適應,而應更加關注處理結果與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矯治的實際需要相適應。”[viii]正是在此思想的指導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才具有了存在的必要,通過調查全面把握未成年犯罪人產生罪錯的原因,從而為最終形成有利于對未成年犯罪人開展教育、感化、挽救工作的最佳處理方案提供重要依據。

(三)建構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刑罰原則基礎

受教育刑及再社會化理念的影響,現代刑罰的功能更加注重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的結合,強調刑罰個別化,即刑罰應與罪犯的個體情況相對應。不同的犯罪人,由于其主觀惡性不同,成長經歷不同,其人身危險性也不相同,這直接影響到對其適用刑種與刑度的問題。刑罰個別化原則已是現代刑事量刑的重要原則,法官在適用刑罰時,既要充分考慮行為人所犯罪行的性質與后果,同時還要適當考慮其人身危險性的大小,在綜合各中影響因素的基礎上,作出是否判刑以及適用何種刑種、刑度及執行方式的裁決,以便實現懲治與預防犯罪的目的。刑法的懲罰要與人格的改造性質即與未成年人改過自新相統一。“1955年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第一屆預防犯罪及罪犯處遇大會上,就提出:實行個別處遇,應從人格之調查分類著手,必先根據精密的調查,由是進而決定個別處遇之方法,始便于分類收容。”[ix]西方國家人格調查制度是在吸收刑罰個別化的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旨在刑罰的運用不僅要和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及危害結果相適應,還要與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所形成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別處遇是刑罰個別化原則的具體展開。對未成年犯罪人的個人基本情況及犯罪人格信息進行客觀的收集整理,實事求是地再現未成年犯罪人犯罪時的狀況,客觀測評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更加科學地定罪量刑,實現未成年犯罪人處遇的個別化,更好達到個別預防的目標。



注釋:

[i] 參見溫小潔:《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ii] 參見馮衛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前調查制度探討》,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7年第一期,第46頁。

[iii] 參見香港懲教署主頁:www.info.gov.hk

[iv] 參見趙福江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會調查研究》,載《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四期,第65頁。

[v] 金蘭、黃周炳:《基層法院實施社會調查制度的調研報告——以ZHJ區法院為主要樣板》,載《法治研究》2009年第二期,第75頁。

[vi] 趙志梅:《刑事案件中社會調查制度之主體研究》,載《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一期,第2頁。

[vii] 楊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會調查制度的運用》,載《法學論壇》2008年第一期,第26頁。

[viii] 楊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會調查制度的運用》,載《法學論壇》2008年第一期,第26頁。

[ix] 馮衛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前調查制度探討》,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7年第一期,第46頁。

 

 

 

 

 

 

 

 

 

 

 

 

 

 

 

 

 

 

 

 

 

 

 

 

 

 

 

 

 



注釋:

[1] 參見溫小潔:《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2] 參見馮衛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前調查制度探討》,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7年第一期,第46頁。

[3] 參見香港懲教署主頁:www.info.gov.hk

[4] 參見趙福江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會調查研究》,載《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四期,第65頁。

[5] 金蘭、黃周炳:《基層法院實施社會調查制度的調研報告——以ZHJ區法院為主要樣板》,載《法治研究》2009年第二期,第75頁。

[6] 趙志梅:《刑事案件中社會調查制度之主體研究》,載《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一期,第2頁。

[7] 楊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會調查制度的運用》,載《法學論壇》2008年第一期,第26頁。

[8] 楊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會調查制度的運用》,載《法學論壇》2008年第一期,第26頁。

[9] 馮衛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前調查制度探討》,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7年第一期,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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